2016年5月21日晚，控制学院全体学生党员为迎接校庆，同时做好“先锋学子“党员培训计划，在在玉泉教七影视厅观看了文军西征纪录片。受抗日战火波及，图书西迁、科研单位内迁、工厂内迁也是民间抗战的“主流行动”，其中教育西迁被称作“文军西征”。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于以浙江大学的西迁历史为主题的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文军长征”。该片将以十集的容量，通过历史文献、遗迹，以及亲历者的口述等，再现历史长河中的人和事，完整地记述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史，通过浙江大学的西迁崛起，讲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从1937年起，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湘、桂、黔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西迁暂告一段落。他们行经的路线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抵达的终点又正好是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名城遵义，因而人们把浙江大学西迁流亡办学称之为中国一支“文军”的长征。

“八· 一三”淞沪战役之后，敌机侵袭杭州，杭州形势急转直下，危在旦夕，浙大师生已无法正常上课。为了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浙大校长竺可桢于1937年9月和西天目禅源寺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日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天目山，27日起上课。虽然条件因陋就简，又地处深山，远离城市，但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冶更为有利。学校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此举为国内教育界首创。

地处杭州的浙大本部，在日寇飞机轰炸的威胁下，坚持照常上课。11月5日，日寇在距离杭州120公里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情形危急，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出发，在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也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新生立即搬迁，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复课，学生的一学期学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1937年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赴赣历程。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浙大不像杭州迁往建德时那样匆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更有秩序。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各设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工及眷属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兰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从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转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饱受了惊吓和风霜之苦，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工住在乡村师范，家属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为了不致荒废学业，利用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放寒假期间，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便准备南行40公里，迁入泰和乡间。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沿赣江水路和赣粤国道陆路迁移到泰和，临时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事调整，便继续教学，科学研究也未停顿。为了要补足搬迁期间教学所受到的影响，各学院的课程和实验，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无论教职工和学生，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开始实行的导师制在这里地继续贯彻，师生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关系更为亲密。大局势如此纷乱急迫，这里的小环境却如此有条不紊，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浙大师生留驻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办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修筑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赣江两岸大多为平原，泥沙淤积，夏天大雨时，几乎年年泛滥。上田村的楼壁墙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见。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因无力防治，也就习以为常。浙大到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与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县政府三方商量，决定修筑防洪堤，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为此，组成堤工委员会，推选竺校长为主任委员，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4月底开工，到6月底完工，历时二个月。防洪堤全长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闸等工程都如期完成。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屡次组织民工加固堤防，但当地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仍然赞扬浙大师生在抗战时兴建的"浙大防洪堤"。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当时叫"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纪念。浙大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的好事，就是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

后来由于战事影响，浙大还迁至广西宜山，终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安定下来并在那里坚持办学7年。西迁之前，浙江大学是一所只有3个学院16个系的地区性大学，时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回迁杭州时，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6个学院27个系的全国著名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尤以文、理学科有长足发展，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也从70余名增加到201名，学生则从600多名发展到2100多名。这让广大党员们都不断慨叹当时学校凝聚力之强，学术氛围之浓厚。

这次观影让大家熟知了文军西征之路，以及这一路上经历的艰难坎坷。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浙江大学这支长征"文军"，在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既坚持了办学和科学研究，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国家的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